文艺批评的使命与空间
来源：人民日报 谭旭东 发布时间：[2008-03-20]
　　文艺批评是什么？批评的空间在哪里？这似乎是两个常识问题，无需我们作答。却确实地困扰着我们这些从事批评活动，或者爱好批评工作的人。批评是法官的判断吗？显然不是的，面对作家和作品，批评家不可能胜任法官的职能，而且作家也不可能买法官的账，因为批评活动并不是简单的一方接受另一方的评价，而且批评家和作家都是平等对话的主体，就算是没有批评家，作家及其作品也照样可以存在。
　　那么批评到底应该是什么？弗莱在《批评之路》中这样阐述过自己的批评观说：“我拒绝这样的看法：批评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因为那显然是无稽之谈。批评是文学的理论，而不是文学实践中的一个次要的和非基本的因素。”他还认为：“我需要的批评道路是一种批评的理论，它首先要说明文学经验的主要现象，其次要导致对文学在整个文明中的地位的某种看法。”弗莱的批评观告诉我们：批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比理论更肤浅的阅读行为，并不是阅读的叙述运动，而是一种把文本看成历史性存在结构，一种能够传达文学深层文化意蕴的审美活动。弗莱所论述的批评，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批评，仅仅是在文学的内部做文章，批评家仅仅关注文学的内部结构，即“文学的特异性”，对于文本的精神及其社会性联系却视而不见，这无疑是有局限性的。滨田正秀在论述文艺批评时，将之与文艺学对比区别开来，他认为：“文艺学有着科学的严肃性，它超脱个人和社会的利害关系，远离实用主义目的及超越时间限制，对文学进行客观的研究；而文艺批评则往往像时事评论那样，要抓住时机，对时代作出迅速及时的反应。文艺学切忌拘泥细节脱离本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文艺批评则往往不以妙语连珠为满足，而是毫无顾忌地直抒胸臆。”滨田正秀所言的“文艺学”，即指文学理论，显然今天的文学理论家也像他一样有意地区别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并且认定文学批评其实是具有与现实相关的新闻性的。
　　不能说文学批评没有一点新闻性，从其发展来看，它确实和印刷术的进步与新闻事业的发达有很大关系。就欧洲而言，文艺复兴以后，市民阶层兴起，文学也由韵文时代进入了散文时代，于是，作为规范的作诗法和诗学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以英、法为中心，所涌现出的许多批评家，标志着批评全盛时代的到来。从希腊语“批评”这个词的含义“判断者”来看，其实批评活动早在中世纪就有，当时的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和今天我们所说的“批评家”是完全可以互换的。但不管怎么说，批评其实和新闻性的评述和判断相差甚远，至少今天批评的精神已经不再局囿于对一般文学现象的判断和分辨，批评家在充当读者的导游，逐步教会读者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提高读者的文学识别能力的同时，还肩负更多的使命。
　　也许，批评家的使命需要从三个维度来考察。也就是说，批评家在掌握了理论武器之后，会在参与文学发展中充当三种角色。
　　首先，批评家是历史的批判者。对历史的批判并不是历史学家所能做到的，依据今天中国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的论著，这一判断并不是非常过分的。以考据学派和索引学派所做的对历史文本或以往文本的研究，我们看到的古典文学研究要么是对僵死的材料的收集和堆砌，要么就是对所谓人名、身世和地点等的无征的猜测和臆断。其实历史的文学文本虽然经过了古典文学教学和历史书写的过滤，已经被经典化了，但这些被经典化了的作品并不都是因为形式的因素，更多的还是思想的因素和它的那些唤起人共同情感和普遍命运思考的元素。就今天的批评家而言，他绝对不是井底之蛙，只看着自身的处境和当代的作品，而不能远窥。今天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批评家，会自觉地针对以往的文学历史和现象，进行言说，在文学的历史轨迹中寻找精神的源头，在历史的文本中发掘出当代的启示。
　　其次，批评家是现实的参与者。批评家更多的时候是对现实评头品足，会对最新的文学作品进行筛选、鉴别，甚至是干预。无疑，在批评家对准当下的时候，他有新闻人的敏锐感，他甚至要和媒介密切联系，但批评家不是新闻媒介的寄生虫，他对现实有关怀的情感，他和作家是真正的朋友，但他的精神是独立的，他不会因为主观的情感而委屈自己的人格。在批评家对准当下的时候，他也可能遭遇“文学事件发难者”的尴尬，但文学是不怕有事件的，关键是这一事件是否关涉文学生态的健康保持，关键的是这一事件是否有助于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所谓“不辩不明”，“不打不成交”，批评有时就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事实上批评就是一种交往，一种沟通；没有交往和沟通，就没有批评的活力和批评的价值。因此，有人赞同巴赫金的“对话”，批评就是对话的诗学。也有人赞同蒂博代所倡导的“创造的批评”，欣赏那种浪漫主义的批评——它把创造的欲望和理想带进了批评，它也是一种感情交流：同一个艺术家的感情交流，同一部作品的感情交流，同一种流派的感情交流。
　　再者，批评家是未来的预言者。批评家不是科幻作家，能够用富有幻想的文字来描述未来的世界，来提出警醒世人的主题。但批评家不仅仅是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中的角色，并不仅仅是在对历史文本和现实事件的纠缠中度日的，批评家有时候可能对现实熟视无睹，而在意文本所寄托的理想，而在意批评本身所传达的憧憬和向往。也就是说，批评家有时候可能有意地和现实保持距离，并且故意漠视历史正典的规范，他所做的似乎只是借历史或现实说未来的事——他有些“好高骛远”，有些“杞人忧天”，有些“不自量力”，他好像是理想主义者，渴望着通过批评使生活更加合理，更加美好。
　　以上这三种批评家没有孰高孰低之分，也没有谁对谁错之分。这三种批评家都代表着各自的理想，都反映着批评本身的张力，都传达出批评之道的宽广。无论在历史的坐标中找到文学的价值和社会的关怀，还是从现实的场域里发现文学的意义和人性的深度，抑或是从未来的文学空间里寻找文学的真实，批评总是在指向文学世界，为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文学教育的完善而努力的同时，抵达人性，抵达真理。总之，批评家服从于所处时代的焦虑，关注自身、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同时，批评家也把现时与其过去和继承者相联系，因为正如弗莱所说的，“一种不关心自己过去的文化不可能捍卫它未来”。真正的批评家可能兼有人文主义历史学家、现实主义批判家和幻想主义预言家的特点，也可能还充当雄辩家、哲学家、修辞学家和语文学家。
　　正是因为批评家拥有着这些可能，批评才不仅仅是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类的阐释，不仅仅是文学体裁的规则和作品为了与体裁相适应所必须满足的条件的说明；批评才不仅仅是对文学理论的一种简单呼应，批评才不仅仅是对文学的潜在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透析，批评才不仅仅是对文学的外部场景的单纯描述……正是因为批评家拥有着多种立场和使命，于是，一旦具备了超人的气质、素养和才情，一旦进入了文学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批评家的言说空间更加具有了无限的可能性。